凡经过吏部铨选、放任知县的新官，要提前发出谕贴红告示，通知将到任的县署衙门。告示的开头写“新任某某府某某县正堂某某为晓谕事”，文中说明上任时间、迎接地点、各项事宜等等。而新官到任时，本地衙署官吏与乡绅都要到郊外的接官亭迎接新官入城。
紫气东来嘛，故而，县官是由县城东门入城，此时，家眷可先进衙署安置，而县官则需要前往城隍庙里斋戒、沐浴，并将三牲祭礼，各种祭祀所用器皿准备妥当，夜宿在城隍庙的宰牲房，以便准备第二天向城隍祭祀的仪式。
但元城县主官空缺一年，王棣此次补缺，倒省事不少。次日，他去了府衙拜见上官，出示吏部告身，简单交接后便由府衙通判大人相陪到元城县衙宣布任命，便算是被大名府上下认识、认可了。
不过，新官上任的仪式还是少不了的。
三日后，城东城隍庙。
本地耄老充当的赞礼官唱：“跪，行三献礼！”
王棣行礼。
礼毕，唱：“读祝！”
执事者跪读：“维某年某月某日，某官某，奉命来官，务专人事，主典神祭，特与神誓：神率幽冥，阴阳表里。予有政事未备，希神默佑，使我政兴务举，以安黎庶。予倘怠政奸贪，陷害僚属，凌虐下民，神其降殃!谨以牲礼致祭，神其鉴知。尚飨!”
新任官员对城隍神立誓，即保证认真履职并接受神的监督，亦期望自已治事如意，官运亨通。而里民参与城隍庙祭祀活动，祈求城隍神庇佑，期望家庭事业发达，安居乐业。
城隍为城邑之保护神。所以，庙奉及陪祀之神，皆为循吏良牧、名臣勇将；或有美政懿德，施惠泽于人民；或能御灾扞患，建功业于国家。
这番庄严肃穆的仪式下来，王棣方算是真正的走马上任。
一行人浩浩荡荡的返回县衙，路上行人指指点点，相互打探消息。不久，十七岁的状元郎主官元城县的超级新闻便在全城传开。
县衙里，王棣照例要发表一番就职宣言。
这种没什么营养的文字游戏，王棣前世可没少玩，无非是“为官之道不敢或忘”、“与诸位同心戮力报效朝廷造福一方”云云，末了再告诫敲打一番，“若……勿怪吾言之不预也”之类。都是些场面活，至于有多少人听又有多少人虚与委蛇那便不得而知了。
他也未想过初次露面就能收到什么效果，可以想象的是，整个元城县衙只怕是没几个会服自己的，阳奉阴违的定然不在少数。那便拿个小本本记着，以观后效。当然，也可以抓典型，杀鸡儆猴，以儆效尤。
卢主簿仍旧在病中，大致可以就此荣养了。只是他自己未主动请辞，朝中也不好派人接任。
隋、唐以后，主簿是部分官署与地方政府的事务官。隋、唐三省六部不设主簿，惟御史台、诸寺等署有之。唐诸州以录事参军取代主簿。宋代县主簿的设置，主要是依据县内人口数的多少而定，在人口数少的县内，或不设主簿有其他官职兼任，或只设主簿兼领丞、尉等职。县主簿的设置在宋代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随着县内人口数的变化、区域的合并而导致的事务增多或者是治安情况的变化，会有增设或是废省的调整。
宋代赤、次赤、畿县的县主簿一般由选人担任，其余等级的县由初任者担任。其中，较高等级的县的主簿会由科举出身者担任，恩荫者能够出任中、中下县县主簿，摄官、进纳、流外人等无出身者，只能担任中、中下、下县等等级较低县的县主簿，且升迁等不如科举出身者快。，不仅负责勾稽簿书，还负责征督赋税、出纳官物、参与县内的司法等职能。
不过，县主簿的职权可不小，在特殊情况下会兼任令、丞、尉职，并在兼任时担负起他们的职责，如平决狱讼、狱讼推讯、抓捕盗贼等职责。还常常会被监司、郡守以符檄委派差出，差出时的职能主要有催督赋税、行视水利工程、检视灾伤、处理积颂等。
卢主簿这请了长病假，在王棣与宗泽到任前，元城县大小事务便尽落在秦县丞一人身上，未出乱子实属不易。
秦县丞大权在握，却也说不上一手遮天。毕竟，他是外来官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有些事还是绕不开经营多年的本地官僚卢主簿。况且，元城是府治所在，上面还有大名府压着呢。即便是再细微的小动作，还能逃得过知府、通判、判官、推官这些府衙主官幻火眼金睛去？
不过，知府梁焘、通判陈师锡对秦敏学这位属官评价都挺高的，皆用了“兢兢业业”一词。至少，在上官心里，秦县丞是个肯做事、能做事的人。
王棣与大名府这位通判大人颇有渊源，在拜见了梁知府后，特地去拜会了陈通判，相谈甚欢。
“有名贤之德行，追踪古人；有西汉之文章，冠绝当世。”
这是苏轼对陈师锡的评价，二人同师于欧阳修，更是相知好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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