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编纂将这些细节一一记入《陕西通志》，不仅录了麻黄的产地、性味，更记下了秦氏“冬采根、春采茎”“蜜炙减其烈，生用增其力”“随年景加减剂量”等实践经验。他在按语中写道：“经方如日月，照临古今；地脉如江河，滋养万物。麻黄一味，连接经方之理与田野之知，实乃医道传承之缩影。”
书成之日，李编纂将刻本送与秦仲文。秦仲文将其供奉在药庐，与《神农本草经》《伤寒论》并列。风吹过，书页翻动，仿佛能听见秦岭的风声与渭水的涛声，在诉说着草木与医道的千年缘分。
第七回 疫年验古方 众草共扶生
明朝万历年间，关中遭遇大疫，始于冬至，延至春分，死者无数。医家皆按“伤寒”论治，用麻黄汤却收效甚微，反有不少人服药后汗出不止，虚脱而亡。秦氏后人秦世安看着药庐外排队求医的百姓，心急如焚，彻夜翻看祖辈医案与古经。
他发现，今年属土运不及，六气中“初之气”为厥阴风木，二之气为少阴君火，天地间风气与火气交织，疫邪非单纯寒邪，而是“寒束风火”。若单用麻黄汤发汗，虽能散表寒，却会助内火，如开门放贼，反使火势更旺。
恰逢一位老妪带着孙子求医。孩童高热惊厥，无汗而喘，唇红目赤，手足躁动。秦世安诊其脉，浮紧中带着洪数，知是“寒包火”重症，便用麻黄配石膏、僵蚕——麻黄散表寒，石膏清里热，僵蚕息风止痉，三药相伍，如快刀斩乱麻，既破寒邪之束，又灭内火之炽。药煎好后，秦世安让老妪用温酒调服，“酒性温热，能助麻黄发汗，又能引药上行，如舟楫载药直达病所。”
孩童服药后，汗出如珠，惊厥渐止，只是仍有些烦躁，秦世安便用梨汁调蜂蜜给他喝，“梨汁清肺热，蜂蜜润燥，如灭火后需添清泉，免使肺津枯竭。”
村里有个孕妇，也染了疫疾，恶寒发热，胎动不安。秦世安不敢用麻黄汤，怕发汗伤胎，便取麻黄绒（麻黄去节研成绒）少许，配伍紫苏、生姜——麻黄绒性最缓，仅能微发汗；紫苏理气安胎，生姜温中止呕，三药合用，既能解表散寒，又能护胎。孕妇服药后，微汗出而热退，胎动也安稳了。
秦世安将此法教给其他医者，又根据不同病症调整方剂：遇咳喘重者加杏仁、贝母；遇咽喉肿痛者加桔梗、牛蒡子；遇高热惊厥者加钩藤、羚羊角。他还发现，疫年的麻黄，因天地风火之气影响，茎秆比往年更红，辛味中带些焦苦，便在炮制时多加些蜂蜜，“蜜能润燥，可制其火性，如给烈马套上缰绳，使其温顺而不失力。”
疫情最严重时，秦世安带着徒弟们在谷口设了义诊棚，按“春生”之理，每日清晨采集带露的麻黄，此时的麻黄得春气初动，发散之力较缓，适合疫年使用；又按“秋收”之法，将上年收藏的陈麻黄与新麻黄按比例配伍，“陈者性缓，新者性烈，缓急相济，如老少同营，各展其长。”
三个月后，疫情渐平。秦世安统计义诊记录，发现用麻黄配伍清热、滋阴、理气药者，治愈率远高于单用麻黄汤者。他在笔记中写道：“经方是规矩，实践是方圆。古经载麻黄‘主伤寒’，而疫年之伤寒，非古经之伤寒，需融天时、察地脉、观人情，方能化经方为活法。”
这年秋天，秦世安将疫年所用方剂刻成石碑，立于药庐前，碑文中写道：“草木有灵，应天时而生；医道无形，合古今而存。麻黄一味，见证经方之恒，亦显实践之活，此乃医道传承之真谛。”
第八回 薪火照古今 药香贯天地
清朝乾隆年间，寒谷来了位江南医者，姓吴，痴迷于《伤寒论》，却对民间用药存疑。他见秦氏后人秦敬之用药不拘古法，常将麻黄与地方草药配伍，便直言：“仲景经方乃医道圭臬，何必用这些山野偏方？”
秦敬之不恼，邀他共诊。恰逢谷里有个少年，患“顽咳”三年，每到冬季便发作，咳时面红目赤，痰少难咳，遇寒加重，却又口干舌燥。吴医者按经方用麻黄汤，少年服后虽暂止，却旋即复发，且咳得更凶。
秦敬之诊后说：“此非单纯寒咳，乃寒邪久郁化热，兼肺阴已伤。”便取麻黄三钱，蜜炙后与黄芩、桑白皮、麦冬同用——蜜炙麻黄散寒，黄芩、桑白皮清肺热，麦冬滋阴，如寒温并用，润燥相济。少年连服半月，咳渐止，次年冬季竟未复发。
吴医者不解：“此方可在经方中查不到。”秦敬之引他至麻黄田，指着不同地块的麻黄说：“吴先生看，这阳坡麻黄与阴坡麻黄，药性已有差异；秦岭麻黄与江南麻黄，更有不同。经方如经，地方实践如纬，经纬交织，方能成医道之布。”
他又取来祖辈传下的《秦氏药谱》，上面记着：“麻黄配辛夷，治鼻渊如通江达海；麻黄配地龙，治顽痹如破冰融雪；麻黄配白术，治水肿如疏渠导河。”这些配伍，有的源于《伤寒论》，有的则是秦氏在实践中摸索所得，却都暗合“七情”之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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