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回我们说到，在东线战场上，苏联红军在一系列春季大反攻中，彻底解放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半岛，兵锋直指罗马尼亚；而在北方，被围困了长达872天的列宁格勒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解放。然而，从这一回开始，我们将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一年，把视线暂时转向太平洋战场。在那里，同样正在酝酿一场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巨大风暴
1943年初夏，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。
几个月前，这里还是尸横遍野、饥饿与疾病肆虐的人间地狱。而现在，幸存下来的美国大兵们正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。他们在潮湿的雨林里，用缴获的日军钢盔当锅，煮着珍贵的咖啡；用工兵推土机平整出来的空地上，打起了棒球；更多的人则是躺在吊床上，一边躲避着蚊虫，一边给远方的家人写信，信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。
对他们来说，仗打赢了，接下来就是把日本人彻底赶出太平洋，然后回家。逻辑简单明了。
然而，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华盛顿，五角大楼的会议室里，气氛却远没有那么轻松。雪茄的烟雾缭绕，巨大的太平洋地图铺满了整个墙壁。一群佩戴着将星的将军们，正为了“接下来怎么打”这个问题，争得面红耳赤。
瓜岛的胜利和山本的死，确实是两个巨大的转折点。它标志着日本的扩张势头被彻底遏制，美军第一次从日本人手里夺过了战略主动权。这是开战以来，美国人第一次可以站直了腰板，思考“我们想去哪里打”，而不是“敌人会从哪里打过来”。
胜利的喜悦是真实的，但随之而来的焦虑也是真实的。
现在，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了，但通往东京的道路有无数条，我们该走哪一条？
广袤的太平洋上，下一个目标是哪里？是继续在所罗门群岛的烂泥里打滚，还是去更远的地方？
最核心的问题是，这场反攻，到底该由谁来主导？是陆军，还是海军？
这个问题，就像一个十字路口，摆在了美军面前。往左走，还是往右走，将直接决定未来数百万士兵的命运，以及战争的最终形态。这个十字路口的中心，站着两个性格、背景、理念截然不同，却同样声名显赫的人物。
一位，是远在澳大利亚的陆军五星上将，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。
另一位，是坐镇珍珠港的海军五星上将，切斯特·尼米兹。
一场围绕着战略方向的激烈争论，即将拉开帷幕。而这场争论的结果，将塑造整个太平洋战争的下半场。
要理解太平洋战场的路线之争，我们得先把视角拉高，看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全貌。你会发现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太平洋战场，其实是个“后娘养的”。
之前咱们说过，早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，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明确提出了“先欧后亚”的战略，即优先击败德国，再集中力量对付日本。
为什么是“欧洲第一”？
道理很简单。在罗斯福和他的智囊们看来，纳粹德国，才是对世界文明和美国国家利益最根本、最致命的威胁。希特勒的野心是征服整个欧洲大陆，控制大西洋。一旦让他成功，他将整合欧洲强大的工业、科技和人力资源，成为一个美国无法单独抗衡的超级怪兽。从文化和血缘上说，美国是欧洲文明的延伸；从地缘政治上说，大西洋是美国的生命线。
相比之下，日本虽然凶悍，但在当时的美国决策者眼中，它更像一个区域性的麻烦。它国力有限，工业基础薄弱，虽然暂时占领了大片地盘，但只要切断它的石油和橡胶供应，它就是一头被困住的野兽，早晚会自己耗死自己。
所以，美军的全球战略大棋盘上，棋子的摆放非常明确：先集中主力，联合英国和苏联，干掉纳粹德国；至于小小的日本，让他先蹦跶个两天也没啥大不了的。
战略定了，资源分配自然就跟着走。
战争打的是什么？说到底，打的是钢铁、石油、飞机、坦克和人。在“欧洲第一”的大原则下，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生产出来的物资，绝大部分都像潮水一样涌向了大西洋。
据统计，在1942年到1943年间，美军超过60%的军事力量、运输船只和后勤补给，都优先供应给了欧洲和北非战场。陆军的精锐部队，比如第1步兵师“大红一师”，首先被派往北非和西西里。最新式的B-17“空中堡垒”轰炸机，优先部署到英国，去轰炸德国的工业区。
而辽阔的太平洋战区，只能分到剩下的那一小部分。用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话说，太平洋战区目前的任务是“遏制”，目标是守住夏威夷到澳大利亚的交通线，并在“量力而行”的前提下，发动有限的反击。
“量力而行”这四个字，说得好听，其实就是“你们自己看着办，家里余粮不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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